上海交大教育集团科技产业研究院文创产业研究中心荣誉院长。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产权市场协作体主席。曾任国家级文化产权交易机构、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董事长，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新闻晚报总编辑，上海解放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慧业文人，兴时代之潮

“记得十九岁那年的深秋，夜晚离开复旦图书馆，走在通往宿舍的林荫道上，仰望满天星空。看了那么多伟人传记，沉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少年心潮禁不住澎湃起来……”回忆起自己与复旦初遇的经历，寿光武的眼中闪烁着光。“三进复旦”的他将复旦比做自己“人生途程中的一座灯塔”：1974年9月至1975年7月，身为知青的寿光武在复旦进修了政治经济学，师从蒋学模、张薰华、翁其全等学者；1990年，作为上海宣传系统中青年骨干的他再度进入复旦接受了半年的培训，并受教于秦绍德、李良荣、刘海贵等名师；2004年，他又重返校园，攻读了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新闻学院共同开设的传媒方向的EMBA学位。事实上，复旦在照亮寿光武人生途程之时，也见证着他从一位悄悄立志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时代弄潮儿。

才子长成：从知青到新闻部主任

寿光武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并于七十年代作为知青赴崇明农场参加劳动。七十年代末回沪后，他便入职纺织工厂。在这十年时光中，他先后做过车工、钳工、会计、揩车工、空调工、政宣干事以及厂校教师。出于兴趣爱好，他也师从大家学习绘画，并在业余时间里撰写和发表评论与诗歌。同期，他组建了民间诗歌创作团体，并获得了上海诗歌比赛一等奖。1982年，在有关文化部门的推荐下，寿光武当选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同年冬天，上海开始举办自学考试，聪慧勤勉的他则在两年内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这是上海首届自学考试毕业生。

新闻工作者是寿光武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身份之一，而其与媒体的接触则始于上海举办首届自学考试后的第二年。1983年，上海广播电台系统举行了一次面向全市的招聘，考试的命题作文为“上海的山”。针对这一题目，寿光武独具慧眼地写道，上海没有名川大山，则把两个边缘的地区谓之金山、宝山。而把市中心的区域，谓之静安、长宁。俗雅皆具匠心。正是有了宝山、金山之企望，上海方才有了宝钢与石化两座现代工业城，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许是新颖的解读使得寿光武在选拔中脱颖而出，并且转而受到解放日报的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连续两年均未能进入报社工作：第一年，并不知“晚十朝五”的“夜班校对”一职为解放日报新人必经之路，他直接拒绝了这份工作；第二年，他所在工厂因同样器重人才而拒绝向解放日报“放人”。直至1985年，当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上海经济报》向他发出邀请时，他终于得以被顺利调入该单位工作，从而正式开启了自己作为新闻从业者的生涯。

进入《上海经济报》后，寿光武很快崭露头角。起初，他被分配改写成叠的“豆腐干”文章，而效率极高的他一周内便完成了任务。随后，他被指定去跑商业二局的经济新闻。有着敏锐捕捉力的寿光武很快发现了一个经济问题：新出台的“包装榨菜”因价格过高而鲜有人问津。相比之下，菜场传统“甏头榨菜”则更受到民众的追捧。围绕这一现象，寿光武以市场供需问题以及百姓生活成本为切入点写作了一篇报道，并提出市场应维持“甏头榨菜”基本供应量的观点。该稿件一完成就当日被电台全文广播，且被《报刊文摘》全文转载，随后又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好新闻”。凭借该报道“一鸣惊人”的寿光武逐渐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并在一年左右便晋升为《上海经济报》新闻部主任。

“高光时刻”：新闻工作者的魅力

自1985年踏入《上海经济报》的大门，寿光武在新闻界一做就是三十年。这段时间中，他也曾尝到下海经商的甜头，亦收到了上海市委研究室递来的橄榄枝。但这些诱惑丝毫未影响寿光武对初心的坚守，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寿光武看来，记者这份职业对之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诚然，见到自己姓名“登报”时会有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这或许也是做记者的最大魅力之一，但对于寿光武而言，更让他着迷的是记者所独享的另外两种“高光时刻”。

寿光武所采访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即刚卸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同志。入行不久的寿光武如“初生牛犊”般直接与汪道涵约定了采访时间，并在汪道涵让其参考已刊登于香港《文汇报》的相关报道时，临时向他提出了新的采访问题。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汪道涵提出：改革要“1+1>2”，而寿光武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简洁明了的表述，并将之写入报道。正是在寿光武的这篇稿件发表后，“1+1>2”开始获得社会的关注，并很快成为了关于改革成效讨论的金句。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人大会议上通过，寿光武很快意识到该文件在次年的生效意味着部分债务即将失效，而债务失效的影响将同时波及个人以及单位组织。针对这一现象，寿光武与人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讨债人在行动》的稿件。这篇报道的问世在全国影响很大，紧随着文章的发表，全国各地便纷纷成立了“讨债公司”。由此可见，记者们往往会通过找问题，抓典型的方式去书写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或是提出潜在的问题，从而推动新决策的出台，而这种参与感则是记者行业所散发的另一重要魅力。

掌舵业界：报刊经营与使命反思

除了担任记者以外，寿光武还有着报社领导的身份。进入领导层后的寿光武严谨果敢地经营着报刊。首先，他主导了一系列全国领先的报刊改版与体制革新，如：首推狭长型大报版面形式；率先对综合型日报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上市公司与民营资本。

而从培养新闻人才来看，上海报业集团目前许多首席编辑和记者都曾受到过他的指导。凭借优异领导成果，寿光武获得了全国晚报总编辑杰出成就奖，上海市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以及上海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2008年，身为《新闻晚报》总编辑的寿光武则被推选为北京奥运会第100场火炬传递的第100棒火炬手，并与冯骥才、葛优、李云迪等当代人文学者与表演艺术家共同完成了火炬在天津的交接。

在寿光武看来，纸媒的核心精神即“真、善、美”：“真”是指报道应力求真实，而这是新闻的第一本质要求；“善”则意味着报道作为“社会的公器”需要“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且不能违背社会的价值与公德；“美”则指报道应构建出一种富有美感的体验，由此让人们感受到大国小家的温暖与希望，因为人民有“追求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主导全局：文化金融与创意时代

作为资深报人的寿光武还有着另一个重要身份，即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身为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产权市场协作体主席以及上海交大教育集团文创研究中心荣誉院长，寿光武对于中国的文化金融以及时代本身也有着独到的思考。

“文化金融”这一概念最先由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提出，其被用以指代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活动中的所有金融活动。2014年，寿光武主办了以“高峰的呼唤：金融动力与文化能量”为题的首届文化金融论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厉无畏、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等领导均出席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不过寿光武也注意到，由于顶层设计与专业人才的匮乏，目前国内相关探索存在过多过滥的情况。但“文化金融这一方向本身是对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插上金融的翅膀”，因此他本人也在呼吁文化银行和文化保险公司的成立，以推动文化金融的专业化与正规化。

在讨论“文化金融”时，寿光武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创意时代”。在他看来，文化产业就是创意产业，而后者则应融入各行各业。“创意是一个时代，联合国早就提出过。”寿光武说，“我们要做成事，必须要有：互联网思维、科技创新思维、金融思维和文化创意思维。”寿光武认为，日后所有的产业均可被视为内容产业与意义产业，文化产业是风口，是国民支柱产业。

后疫情时代，针对文化产业的恢复，寿光武从两个方面指明了方向：从产业角度来看，疫情对工作、生活、娱乐方式的改变也在孕育着新的需求，这些发展机遇则应受到企业家的关注；就内容生产而言，特殊时期发生了许多温情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应当被采写、记录成作品，从而为社会带来希望与光。此外，居家的生活或许能让创作者摆脱浮躁世事，并在重新觅得的宁静中谱写出时代的鸿篇巨著。